国家蔓延。但是这个同样的毒瘤已经在巴基斯坦边界地区生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采取在双方边界地区都行之有效的战略。

过去，巴基斯坦有人声言，打击极端主义分子不是他们的事，对采取暴力的人不闻不问或者求得相安无事，对巴基斯坦更有好处。但是近几年来，从卡拉奇（Karachi）到伊斯兰堡（Islamabad），无辜的民众遭受屠杀，巴基斯坦人民显然最容易受极端主义分子的危害。公共舆论发生了转变。巴基斯坦军队也在斯瓦特山谷(Swat)和南瓦齐里斯坦（Waziristan）向极端主义分子发起了攻势。毫无疑问，美国和巴基斯坦面临着共同的敌人。

以往，我们过于经常地从狭隘的角度来界定我们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但这种做法已经结束。从今以后，我们致力于建立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将建立在共同利益、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我们将增强巴基斯坦的能力，以打击威胁我们两国安全的团伙，并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容忍为行踪已知而且企图明显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所。美国还提供可观的资源以支持巴基斯坦的民主和发展，我们也是世界上为巴基斯坦战乱中的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展望未来，巴基斯坦人民可以相信：在枪声平息之后，美国仍会长期坚定地支持巴基斯坦的安全和繁荣，使其人民能够发挥自己的深厚潜力。

我们的战略包括三个要素：以军事行动创造移交所需的条件；增派文职人员以强化正面行动；与巴基斯坦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

我知道人们对于我们的方针顾虑重重。因此让我扼要回应几种我不但听到、而且极为重视的主要论点。

首先，有人认为阿富汗是另一个越南。他们认为该国局势不可能稳定，因此我们最好减少损失，迅速撤军。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基于错误的历史观。与越战不同的是，我们有一个认同我们行动合法性的、由43个国家组成的广泛同盟。与越战的另一区别是，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叛乱。与越战相比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美国人民受到了来自阿富汗的恶意攻击，并且仍然面临在阿富汗边境地带进行谋划的同一伙极端分子的切实威胁。如果现在放弃该地区，只对“基地”组织发起远距离的对具体目标的打击，将严重妨碍我们对“基地”组织施加压力的能力，使我们的国家和盟友再度遭受攻击，这种风险是不可接受的。

其次，一些人认识到我们无法任由阿富汗停留在目前的状况，但是建议我们以现有的驻军向前推进。而这只会保持现状，让我们疲于应付，并造成局势缓慢恶化。这样做最终将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并延长我们在阿富汗驻留的时间，因为我们将永远无法创造必要的条件，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并使之能够从容地承接责任。

最后，有人反对我们制定一个将责任移交给阿富汗方面的时间表。的确，有些人要求我们的军事行动升级，增加强度而且不设定期限——让我们承诺以长达十年的时间投入该国的重建。我反对这条路线，因为它制定的目标超出了我们能够为之付出的合理代价，也超出了我们为保障自身利益而需要取得的结果。此外，如果不制定移交时间表，将会使我们在与阿富汗政府合作时丧失紧迫感。必须申明，阿富汗将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起责任，美国无意在阿富汗打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身为总统，我也拒绝制定超出我们的责任、能力或利益的目标。

另外，我必须权衡我们国家面临的各种挑战。我不可能只应对一种挑战。的确，我谨记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提及我们的国家安全时所说的话：“对每项建议都必须进行更大范围的考量：即必须在每一个国家项目之内及各个项目之间保持平衡。”

过去几年来，我们失去了那种平衡。我们没有注重我们的国家安全与经济之间的联系。经济危机发生后，我们有太多朋友邻居失去了工作，要为付账而挣扎，美国有太多人在为孩子的前途而忧心忡忡。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中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我们确实无法忽视这些战争的代价。

在我就任时，如果把一切开支计算在内，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已接近1万亿美元。未来，我将致力于以公开和诚实的方式处理费用问题。我们在阿富汗的新战略在今年很可能会需要约30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在我们努力降低我国赤字的同时，我将密切与国会共同努力解决这些费用问题。但是，随着我们逐渐缩小伊拉克战争的规模并向阿富汗移交责任，我们必须重新充实国力。

我们的繁荣是我国力量的基础。它支付我国的军事开支，资助我国的外交，开发我国人民的潜力，允许对新产业投资。它将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纪的竞争中取得像上个世纪那样的成功。因此，我们在阿富汗的驻军承诺不能没有期限，因为我最关心的还是我们本国的建设。

我希望明确表示：这一切都不容易。

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不可能很快结束，它远远超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它是对我们作为一个自由社会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的长期考验。与决定二十世纪的大国冲突和明晰的界线不同，我们的努力将触及骚乱的地区、瘫痪的国家和分散的敌人。

因此，美国必须以我们结束战争和防范冲突的方式——而不是以我们进行战争的方式——来表现我们的力量。我们在使用军事力量时必须灵活机动、精确无误。不管“基地”组织及其同伙企图在何处建立据点——无论是在索马里、也门还是其他地方——都必须以不断增强的压力和牢固的伙伴关系予以应对。

但是美国不能单靠我们的军事威力。我们必须为增进我国的国土安全而投入资源，因为我们不可能抓获或击毙每一个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我们必须改进和更好地协调我们的情报工作，以便抢在地下网络的前面。

我们不能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落入敌手。这正是我把绝不让恐怖分子得到散落的核材料、制止核武器扩散和寻求实现无核世界的目标当作我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支柱的原因。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懂得，真正的安全绝不会来自无休止地进行毁灭力日增的武器的竞赛——真正的安全将由拒绝使用这类武器的人获得。

我们必须展开外交，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相互联系的世界的挑战。今年一年，我都在巩固我们的同盟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我们与穆斯林世界之间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即认识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在于打破冲突的恶性循环并构筑一个未来，让捍卫和平繁荣与人类尊严者将屠杀无辜者置于孤立境地。

最后，我们必须汲取我们价值观的力量，我们面对的挑战可能有所改变，但我们坚定的信念不会改变。

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内以身作则，以此来推进我们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为什么禁止使用酷刑并将关闭关塔那摩湾的监狱。我们必须向世界各地生活在暴政阴影下的男女老少表明，美国将在人权问题上为他们代言，维护自由之光、正义、机会、以及对全人类尊严的尊重。这是我国的国格。这是美国威信的道义源泉。

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时期开始，通过我们的祖父辈及其父辈的奉献与牺牲，我们的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承担了特殊的重负。美国人在横跨几个大洲的许多国家里洒下了鲜血。我们把我们的收入用于帮助别人在废墟上重建他们的国家和发展他们的经济。我们与其他国家一道建立起一整套机构——包括联合国、北约和世界银行——保障了人类的共同安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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