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的传统

　　直到今日，白志东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参加自己博士答辩的日期：1982年5月15日。

　　1978年，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国内大学严重的教员短缺问题，教育部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设立博士试点，将一批高学识的知识分子直接培养成为博士。今年56岁的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白志东就曾是197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并在1982年学位制度重建之后获得新中国第一批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本来培养博士是解决师资问题，但我们的导师坚持让学生写paper(论文)。”白志东教授告诉记者。

　　白志东当年的导师是生于湖南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教授陈希孺。陈先生不仅亲自将学生的论文寄到美国的同行教授手中征求意见，还督促这批中国未来的博士重视对学术专著的研读。

　　“我们当时除了上课之外，就是要读十几本大部头的学术专著。看完之后，我们需要提出质疑，进行学术讨论。”白教授说。“现在的学生，也许用五年都读不来那些书。”

　　在白教授看来，博士生培养的优良传统在一些学术领域被切断了。如今国内的博士生教育扩招之后研究生数量过多，出现了从学生到导师良莠不齐的问题。

　　“我们听说博士生不做学术、做项目的事情在计算机、建筑等工科类领域比较常见。”白教授说。

　　回忆当年严格的学术制度，白教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多次派专员考察研究生的学习情况，并且对导师资格的审查十分严格。

　　当年，必须是在最近三年内有杰出成果、并可以组建优秀团队的正教授级别专家，才能任博士生导师。

　　1982年，在新中国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和白志东一同被授予博士学位的还有马中骐、谢惠民、李尚志、赵林诚和冯玉琳。除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冯玉琳教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外，其余5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1983年2月27日，6位博士的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时就有导师说，将来的博士生能否超过第一批，这一点很难说。因为第一批博士生知道困境中做学问的艰难，他们更珍惜学习机会。”白志东说。

　　然而如今的博士生的生活状况，却似乎全然取决于其导师。

　　相比之下，北京大学数学科学系的二年级博士生雷锦江是幸运的。他认为自己遇到一位好导师带有一定“机缘的偶然”。

　　“一来北大，发现老师特别朴素。桌子上的显示器还都不是液晶的。老师喝水的杯子还是那种搪瓷的，让我特别震动，所以就决定跟他了。我一直都挺庆幸自己遇到一个好老板。” 雷锦江说。

　　当记者把这位幸运博士生的故事告诉金烨时，他并不表现得惊奇。

　　“可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他只是淡淡地说。 ★

专家：博士生质量问题是体制环境下“慢性病”

　　博导如是说

　　当大家都来说博士江湖如何风起云涌时，身在其中的博导的话，或许能给人不同的视角

　　文 / 马多思 陈俊宇

　　1964年6月出生的张涛，早在2003年7月便受聘为北航材料学院材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他漫长的求学之路后，这样的位置让很多人羡慕。

　　一些好朋友会来打趣，恭喜你，成为老板了。

　　老板，这个商业词汇在博导圈子里，则早已有了不一样的蕴含。

　　初次被人喊做老板，他感到不太习惯，有类似的感觉的，还有郭世佑，这个典型学者型中年男人，曾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教兼所长，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委员历史学科专家组召集人之一，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博导关系学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列举了中国博士培养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例如博士生成为博导的廉价劳动力，把博导当老板。你当博士和博导，有类似经历吗？

　　张涛：我是1988年公派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在这家研究所担任助手。日本是部门制，由部门培养博士生。部门组成一般是一个教授，下面有副教授，有几名助手，这样一个单元。带我的博导非常敬业，每天早7点就来研究所，晚10点才下班。博导常跟我说要我不要拘泥于自己所学的知识，还要多涉足其他领域的知识，这样创新能力才能得到加强。日本的博导一般都是身教重于言教，靠自身的行为为博士生做榜样。我也是受到这种影响。2003年我回国后担任博导。

　　郭世佑：我可能和一般博导不同，我是读的在职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博导。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如何？与你当博士那会儿相比呢？

　　张涛：现在博士生和博导的关系可能不如我们那会儿密切，我带博士生时，有时首先给他们上情感课，教他们什么是爱，什么是沟通。因为我觉得情感对人影响很大，情商影响不亚于智商，这是一个博士最基本素质的准备。现在学生情感经常出现问题，毕竟在社会转型期，成年人心理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带的博士生不多，目前是8个，刚入学我对每个人都公平对待，就是奔着学者的目标去培养，但是过一段你就能看出，有的人是想将来做学问的，有的就是来混文凭的，所以我就采用不同的方法，每个学生要求不一样，学生里有占20%要做学问就不错了，对做学问的学生我是按照真正博士生的要求去培养。对于想仅仅想拿个文凭的，我就尽量帮助他毕业。

　　郭世佑：我读博时主要靠自学，博导对我辅导的不多，但是我受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影响很大，我本科是在湖南师范大学，身为副校长的林增平教授特别关心学生，那时电话很少，打电话很困难，林教授家里有电话，有时我们学生打电话，敲门就进去，林教授从来不阻拦。学生去林教授家，他总是耐心地答疑解惑，我那时的论文他都帮我认真修改。博导与学生关系现在不如以前，现在有的学生用你的时候找你，不用你的时候，有时博导生病了他连句问候都没有。有一次，我有个学生写论文需要用到日本的资料，我要找日本的一位著名历史教授去申请，但是这位博士生平时连封信都写不好，而日本这位老教授的汉文基础非常好。所以为了避免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得亲自帮学生写申请信。最后我还被其他学生埋怨，觉得我不该管闲事。我感觉现在一些学生情商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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