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说，博士生成了博导的包身工？

　　郭世佑：我也听说过博士生为博导打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为博士生打工。我的课题比较少，而且大多是教育部的课题，经费最多十几万。我总共带十几名博士生。有时学生就业有压力，我就把国家课题分一些给学生做，请他们参与。不是让学生为我打工，而是帮助学生，他们填表的时候，填上他参与了重大国家课题，对他未来找工作很有帮助。我不主张合写著作，我只有一次和一位博士生合写了著作，稿费分给他一多半，还一再表扬他做的工作很多。还有一些要求博士生必须在国家级A类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我还得帮助博士生修改论文并在这种权威媒体上发表，有时修改论文比自己写论文要累得多，牵扯很多精力，所以我说我是在给我的博士生打工。

　　张涛： 我也听说过有带几十个上百个博士生的现象，因为这类博导掌握的项目大，属于做“工程”，做一个体系。项目多，经费多，就可以多带学生。

　　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博士生成了廉价劳动力，收入很低。而且据说有的教授带的学生多了，连论文都来不及看。

　　张涛：这种现象可能有，但是一般老师还是尽量多发钱，让学生生活得更好，博导发给学生钱也要根据平均环境。你要是发得太多，你的同事、很多老师就会压力很大，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经费。当然我觉得让学生安心下来，研究和学习成果会更多。

　　中国新闻周刊：方便透露一下你的博士生能拿多少钱吗？有几千元吗？

　　张涛：一个月拿不到几千元，几千元比副教授都多了。家里很富的学生，也可以申请不要，一个人平均每月大约有1500元钱吧，外加年终奖，我还努力让自费生与公费生收入基本一致。

　　饶毅：将学生视为打工仔的老师在中国可能不少

　　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才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就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当成是给老师打工。国家不能用研究生的数量来评价高校，而不顾质量

　　本刊记者/崔晓火

　　9月初与清华大学著名海归教授施一公共同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诊断”中国当下的科研文化问题之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坚称，他们的观点并非突破前人，而是代表了众多中国科学家“敢怒不敢言”的思考。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饶毅表示，博士生培养的质量问题是一个体制环境下的“慢性病”，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的科研环境怎样影响了博士生的培养？

　　饶毅：如今国内的科学研究尚未形成文化，而更多体现着功利思想。愿意投身学术创新的人很少。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呼吁，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科研文化的缺乏也对当下创新型人才，包括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产生了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行博士生培养体系下，博士与导师关系的现状如何？

　　饶毅：当前，将学生视为打工仔的老师，在中国可能不少。他们不希望学生得到更多的科学训练，而是追求短、平、快，很快地做老师交给的任务。有些老师不仅不鼓励学生参加学术活动，而且加以限制。

　　很多研究生称老师为“老板”。这个说法在中文里面至少有两种意思：上司和雇主，还带些商业味道。以“老板”自居的老师容易以学生为工具、而放松培养学生成为独立专业人才的责任。学生如果认为老师是“老板”，容易把自己的训练和工作当成是给老师打工，让自己缺乏自主性。在科学界，这样的被动心态，会使学生难以成为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且可能对学术丧失兴趣。我认为师生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是什么？

　　饶毅：中国近年来强调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甚至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自然也意识到， 和发达国家相比，研究生教育是特别弱的一项。这大概也是中国要增加研究生“产量”的一个原因。但国家不能用数量来评价学校，而不顾质量。教育部可以定期用产出学生质量来宏观检查和调控研究生教育。对于质量不好的机构，可以取消对其学位的承认。而各机构本身为了维持信誉，应该自己控制老师的质量、取消一些老师招收研究生的资格。

　　此外，我一向认为对于国内的研究生，不要强调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应该让各个单位的研究生委员会去决定某个研究生能不能毕业。一旦研究生入学，这个委员会要跟踪学生，最后委员会投票决定这个学生直接拿硕士学位毕业，还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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